时间的色香味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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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y cheque和信用卡账单，永远说不到一块儿去。Paycheque简洁得让人悲愤，信用卡账单却唠叨得象个唐僧。然而非前者无以支持后者。对大多数人来讲，一生的成就基本上在于用平淡无奇的前者成功地支持了华丽的，磅礴的，轰轰烈烈的，荒诞古怪的后者。
在香港的时候，市面上的杂志大略可以分为两种，一是正宗的高雅，国际奢侈品广告阴谋在香港的分部。封面是美女，封底是名表。中间的广告一定有ＣＫ的香水，蔻的睫毛膏。一是八卦的流行，陈慧琳今天穿了红裤子蓝袜子，裤子和袜子分别是什么牌子的值多少钱在哪里可以买到；陈小东张柏芝到什么名馆子吃了火锅肥牛价值几何。十足本地制造。
想当然地会认为国际性的奢华让我等的微薄收入只能望洋兴叹，后者才是参考价位。但事实常让人大跌眼镜：街头牌子，巷尾时尚，价钱并不比很多“名牌“低。而七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如香港，有很多收入寻常的人饱含宗教的虔诚，用金钱换荣誉——你认为那是虚的，他/她偏信那是实的。
在老板要换工作，下星期要开supervisory committee meeting，五月要过reclassification的紧急时态下冒出这么一大串感慨，其实只是某天晚上去珍珠奶茶店受了剌激。奶茶店就在Bloor and Spadina交界的地方，小得只有两张桌子。女主人长得温顺极了，好象是大陆来的。牛丸鱼丸只要一块钱一串。
一边等奶茶一边翻杂志。有一本过期的香港八卦杂志，２００４年的。一篇文章讲到在中环某兜猫（广东话，逼仄之意）茶餐厅偷拍偷听女白领对话。偷听内容无非是抱怨老板没有人性，男同事色迷迷象发情的公狗。偷拍的一片模糊，两个女人一边说话一边煲烟，聊了一夜，早上六点多去洗手间补补妆，又是一条女好汉。
关键在于两个人拎的包包：有一个就是传说中爱马仕的 Birkin，当时行市是五万港币。就算该女士是打工高层月入十万，月收入的一半买手袋。算本人如今月收入一千六，用八百块买手袋是不干的。另一个是旧款ＬＶ，当时仍值四千。结论是：或者我无法想象高收入者的收有多高，或者别人在奢侈品的消费上比我勇猛得多。
同期杂志上有一位中国选美的“某某小姐“冠军在广州做时装设计师。记者跟她去名牌店柏丽广场扫货。此长腿美女除在范思哲购入九万块的衣物外，在Gucci买了一只粉红小熊，人民币一万三千多，合现在的加币两千块。我抽掉某人手里的奶茶，指给他看天价小熊。某人惊叹：这是什么做的玩具熊？可卡因嘛？
ＳＡＴＣ里，Carrie买不起去巴哈马旅行的双程票，却要去Dolce&Gabbana买浅紫色缀皮草高跟鞋，被剪掉信用卡。她的朋友们都有高收入职位，律师，公关，画廊代理；只有她一个人傻傻地坚持着入不敷出的奢侈生活。好在最后神话般地嫁了传说中的Donald Trump第二Mr.Big，否则老来会死得很难看。
据说，贫困不仅是一种状态，也是一种感觉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报纸电视不停地游说我们买买买，不停地展览何人拥有何种奢侈品的空间，耳濡目染的都是路易十三当水喝，路易威登装尿布的生活，本来使人舒适的收入一下子就被比成了寒酸。报纸电视没有提及的事实是：这样生活的人占地球上人口总数的量，不比中一张五万港币六合彩的机会要高。
对很多中产阶级人士来说，是个把钱花在哪里的问题。是旅游，买大房子，名车，滑雪，游船，还是买名表名包。有人用一生看过了世界，有人用一生养大五个聪明健康乐观向上的孩子，有人改进并维持了公司的一条小小章程，有人积攒了一柜子的华服美鞋。
死的时候，这些全都是带不走的。所以归到存在主义的根子上，只要一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，怎么都无妨。